在契诃夫作品中谈契诃夫对二十世纪戏剧的影

托马斯•曼断言：“ 毫无疑问，契柯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最有力、最优秀的一类。”

契诃夫是世界文坛上一位罕见的艺术家。他的小说经受了百年的时间检验，依然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彩。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平凡的人的日常生活，他是个描写日常生活中的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者。但是他从不陷入日常生活的“泥沼”，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“观察、选择”，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“推测、组合”，使生活素材形象化，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。他有许多优秀作品，比如他的《变色龙》，《钉子上》和《万卡》。

契诃夫对整个二十世纪的戏剧影响也非常巨大，他1879年进莫斯科大学医学系，1884年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，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，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良好影响。甚至存在主义和荒诞派戏剧也能够从契诃夫的戏剧找到源流。他创造了戏剧的“内在潜流”，戏剧在他那里不再依赖外在的矛盾和冲突，而是注重内在的意味隽永的戏剧性，这一观念对当时的剧坛有颠覆式的革新。

随着20世纪初社会运动的进一步高涨，契诃夫意识到一场强大的、 荡涤一切的“暴风雨”即将降临，社会中的懒惰、冷漠、 厌恶劳动等恶习将被一扫而光。他歌颂劳动， 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做准备（《三姊妹》， 1900～1901）。在1905年革命的前夕写成的《新娘》( 1903)表达了要“把生活翻一个身”、奔赴新生活的渴望。 剧本《樱桃园》(1903～1904) 展示了贵族的无可避免的没落和由新兴资产阶级所代替的历史过程， 同时表现了毅然同过去告别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： 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“新生活万岁！”的欢呼声。 然而由于契诃夫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， 他笔下的新人都不知道创建崭新生活的必由之路，他们渴望的“ 新生活”始终只是一种朦胧的憧憬。 1904年6月，契诃夫因病情恶化，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， 7月15日在那里逝世，遗体运回莫斯科安葬。

契诃夫创造了一种风格独特、言简意赅、艺术精湛的抒情心理小说。 他截取片段平凡的日常生活， 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， 从中展示重要的社会内容。这种小说抒情气味浓郁， 抒发他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，把褒扬和贬抑、 欢悦和痛苦之情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之中。他认为：“ 天才的姊妹是简练”，“ 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”。他提倡“客观地” 叙述，说“越是客观给人的印象就越深”。

契诃夫有一段话可以看作他的创作美学：“在生活里人们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开枪自杀、悬梁自尽、谈情说爱。他们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说聪明话。他们做得更多的倒是吃、喝、勾引女人、说蠢话，必须把这些表现在舞台上才对。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，在那里人们来来去去，吃饭，谈天气、打牌。使舞台像生活那样，但又比生活更复杂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人走运了，有人倒霉了。”契诃夫想让自己的舞台成为一面镜子，让观众从这面镜子里看到自身的生活状态。

虽然我们还没有契诃夫这样的大艺术家，但是只要多一点人喜欢契诃夫的作品，懂得欣赏契诃夫的戏剧，喜爱童道明先生翻译的《没有父亲的人》，理解主人公普拉东诺夫之‘痛’，我想，我们的这个民族也许在精神世界可以更加高贵一些。”在他看来，理解契诃夫，就是理解日常生活中的我们，“契诃夫塑造这样一系列人物，不仅仅是为了讽刺、揭示这些人身上的弱点，他的目的更在于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尺度”。